中国传统文体分类学的学术价值

[韩]诸海星

一、绪言

“文体”是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外部表现形态，构成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方面的要素，由文体分类，可以进一步认识文学作品内部组织方法和规律。众所周知，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历代文学作品的累积非常可观，四部之中，集部的内容最丰硕，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在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流变过程中，随着时代的迁移、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经验的累积等多方面的因素，文学的体裁必然会产生、演变、发展、盛衰的变易，于是对它们的细致的观察和研究，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古代文人、学者早已注意到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对文学作品进行了分体分类的探讨和研究，于是产生了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文体论。所谓“文体论”，主要是对于各种文体的性质、特点和分类及其源流、发展和演变作专门的分析和论述，中国古代又称之为“文章流别论”。至于文体论的名称，现在从事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站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立场，大多称之为“文学体裁论”，或简称“文体论”。假使我们换另一个角度，从作者或撰者本身对各种文学作品进行分体分类的立场来看，也可以称之为“文体分类学”[1]。

中国古代传统的文体分类学，初创于东汉（蔡邕《独断》对汉代朝廷公文的文体分类与相关论述）一直到魏晋（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等），确立于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经过总集（梁以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为规范，明以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为代表）方面的发展，而定型于近代（清以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为正宗）。由东汉一直到清末，其间沿袭两千年，许多文体分类学者对文体的特点、分类及其源流和演变，作出专门的探讨和研究。经过他们文体理论论述与实践上的创新、变革，又经历着文体分类上的由简而繁、由繁而简的发展过程，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除了了解中国古今文体分类及其发展的历史外，也可以发现其在中国学术发展上亦有一定的价值。

关于中国传统文体分类学的学术价值，因其在中国学术发展上涉及的莫大影响，就更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从历代文章总集的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开创、文章学理论体系的树立等三方面，探讨其与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相互影响关系，并对其学术价值加以述评。

二、文体分类学在中国学术发展上的价值

1．历代文章总集的发展与文体分类学

在中国古代，凡独立成篇的文字，都成为文章，包括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在內。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文体，特别指的是各种文章（比文学的范围更广泛）的体类或类别（Genre）。中国古代文体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讨其源流，可以追溯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最早的典籍文献。中国古代文章的各类体裁到了东汉时期开始复杂，于是自然出现了归类、辨析的需要。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与历代文章总集的发展，是有不可分离关系的。中国古代各体文章的大为增加，虽是从东汉时期开始的，但尚未汇集诸体编成文集的。根据范晔《后汉书》在各列传末尾列举的个人著述篇目，可知东汉时期能文之士甚多，且文章体裁也大致具备。当时文人除写作赋和五言、七言诗歌外，其他较多的是颂、赞、铭、箴、诔、碑、哀、吊、对问、七、连珠、论、章奏、书记等。到了建安以至魏晋时期，作者辈出，且作品大量累积。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各朝别集，西汉只有近三十家、东汉增至七十余家、三国六十余家（其中魏国四十余家），晋代骤增至近三百八十余家。由此能够大体上反映东汉以后文章数量日益加增的趋势。在作家作品数量大量增多的基础上，从晋代起总集的编纂开始兴盛。王瑶在《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一文中说：

因了时代的进步，文章的日多，祕阁藏书，分部录簿，事实上也不能没有一个分类的办法和观念。而且各家的诗文既然日见其多，则阅者随其爱习，采摘钞录，也自然会促成总集的出现和分类的条贯。这些都是事实上的原因，使得人们对于种类繁杂的诗文，不得不去辨析他们的类别和体性。《隋书·经籍志·总集后叙》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上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嗣后文集总钞，作者洎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四库提要·总集类序》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这些话对于总集兴起的时代和原因，都有具体的说明。[2]

由此可以知道总集编纂的兴起和发展，确实是作家作品大量增多以后的时代的必然产物。大多数总集或专收某种体裁的文章（如应璩《书林》、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傅玄《七林》、陈寿《汉名臣奏》、《魏名臣奏》等）；或虽备收各种体裁的文章而分体编次（如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等），这说明当时文人注重文章的分体分类的观察和研究[3]。特别是挚虞编纂的《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具备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文体，并按文体品评优劣，可以视为中国最早的文章总集。

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有梁代萧统编纂的《文选》三十卷，选录先秦以至南朝梁初一百三十余家的诗文辞赋七百余篇，并将属于“以能文为本”的作品分为三十七类，不仅各种文体的主要作品大致具备，而且先秦以至梁初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在此也得到了反映。萧统在编选《文选》时，已经初步注意到文学作品与一般学术著作的区别。因此，他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为选录作品的标准，所以不选经、史、子部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并不“以能文为本”，许多都不带有文学的特征。但对于史书中具有“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史论、史述赞两类），他适当选录了一些[4]。他的这种选文标准，来源于他对文学范畴的看法。由他看来，“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作品才属于文学。

以后的总集大都是编选者按个人的选文观点和标准，进行文体分类的工作。继之而起的北宋李昉等奉敕编纂的《文苑英华》一千卷，分文体为三十八类。此后，北宋姚铉编纂的《唐文粹》一百卷，分文体为二十二类、三百一十六子类；南宋呂祖谦编纂的《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分文体为六十一类；元代苏天爵编纂的《元文类》七十卷，分文体为四十三类；明代程敏政编纂的《明文衡》九十八卷，分文体为三十八类，这类断代总集的编纂形式，都是按文章体裁分类的。南宋真德秀编纂的《文章正宗》四十卷（正集二十卷、续集二十卷），仅分文体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5]；淸代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分文体为十三类，并在《序目》中对各类文体的源流、演变及特点作了简要的解说；淸代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分文体为三门十一类，这类总集均选录跨越几个朝代的文章，除各自选文观点和标准不尽相同外，其编纂形式也是按文章体裁分类的。明代吴讷编纂的《文章辨体》五十五卷，分文体为五十九类；明代徐师曾编纂的《文体明辨》八十四卷，分文体为一百二十七类，这两部总集，除均按文章体裁编纂外，在《序说》中还对每种入选文体的名称、特点和源流及演变，都作了些解说和论述。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与历代文章总集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自魏晋以后，因编纂总集的需要，而选文家按各自选文观点和标准，对各种体裁的文章进行分体分类与选录工作。尤其总集的编纂形式，大都是按文章体裁分类的，所以中国传统文体分类学促使了文章总集更为具有选文标准的客观性、文体分类的系统性、文章归属的合理性、编纂形式的统一性、目录检索的便利性。

2．文学理论批评的开创与文体分类学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开创有着极其密切关系。中国文学作品，确实是浩如烟海，不仅形式上的体类繁杂，而且实质上的内容差异更大。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与内容方面的探讨和批评，或内容差异的比较研究，都属于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范畴。在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一定涉及各种文学体裁的产生和演变，于是中国文学的体裁类型，也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主要环节。文体分类学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环，经过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对文体的特点、分类及其源流和变迁作出专门的观察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从而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

中国古代文章的各类体裁到了东汉时期开始复杂，于是自然出现了归类、辨析的实际需要。“文”、“笔”问题的提出，便是文体归类、辨析的进一步发展。“文”、“笔”问题的产生，是从两汉时期“文学”、“文章”之分再作进一步的分析而来的。在南朝，除了普遍文体辨析之外，还有“文”、“笔”两大类的一种分类法。“文笔”一词的使用，最早见于汉代。在王充的《论衡·超奇》中有“文笔不足类也”一句。到了魏晋六朝，“文学”概念自觉独立后，作品的体裁和性质，接着便成了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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